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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正和几个朋友在茶楼里喝茶，朋友的小孩不耐烦的乱换频道，我突然听到电视里说到哈雷摩托车，立码把频道调回来，接着就不参与朋友们的话题，专心致志的看电视，边看边骂，于是朋友们也谈不下去了，只有看电视了。
这就是重庆的哈雷事件了，看完了一个朋友是这样解释执法人员的心理，“这肯定是有意的，晚上不能下班回家，在公路上特意守候，任谁也不痛快，总算电台通报的摩托车出现了，这时候满心不痛快的人还会有什么文绉绉警告、通知等等，直接别过去是最有可能的事”。各位看官，不管你们相不相信，反正我是信了，信的可以回复，不信的另开贴。
这就是话语权，看谁解释了，“陈发虎”，这位现在也算名人了，应名为陈恶虎妥当点，就因为他让另一个和他无怨无仇的人在病床上躺着，插七八颗管子，人生的轨迹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痛不欲生的改变，而他是如何解释的呢？，“我是在忠实的履行职责”，我帮这位解读下，“即便杀人也是没有办法的事”，看来他是认为法律赋予他为所欲为的职责。当然他的领导也怕这满脑子浆糊的人乱说，万一把接到命令的事说出来，这不是舆论大哗嘛，而他从后视镜中一看到摩托车就从时速40公里的等待中，突然加速变线，难道这不是有准备的行为，早就安排好了，计划严密，行动迅速，于是面对记者，他又说“领导让我说，我就说，不让我说的，我不能说”。
当事者不说，就该领导乱说了，电视就出现了领导了，重庆市交通行动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-四大队长“吴长春”闪亮登场了，官名23个字，这么长自然是有一手的，事故的经过那是万万不能谈别车的事，他很好的把握了这一点，只解释一点，“执法车在前，摩托车在后，两者发生碰撞了”，人家也不定型，但话的意思就是追尾，自然按照这种解释，伤者还得陪官家的钱，把执法车碰坏了不是，果然深得岳不群深传，话说得滴水不漏，也不知几品，可惜了人才。
而电视里称这个官员也挺有意思，名为“吴大队长”，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加个“大”呢?，这不是和日伪军的队长抬扛嘛？，既然中央电视台都这样称呼了，“吴大队长”想不火都不可能了，南京大屠杀，日本人也不承认，这位“吴大队长”他也是公开的说，“他们的执法车是没有行车记录仪”，本来一调出来看，事情经过一目了然，但是没了，是真是假都不重要，把水搅浑是做官员的基本素质，应该上感动中国人物选。
在封建社会好奴才的标准是什么呢？，把事情撇清，干点指鹿为马，颠倒黑白的事就是奴才该干的事了，即便他们做的事是至人于死地的事，但也不妨碍把事情说的冠冕堂皇，理直气壮。一方面他们声称执法人员绝不会别车的，在他们眼里是不可理喻的事，他们这样的解释看起来不错，为什么要去伤害别人呢？，于是只能是一个结论：摩托车驾驶人的问题，但我作为一个摩友，让我骑摩托车去碰汽车更不可能，这是鸡蛋碰石头，这更不可理喻，地球人都知道，这是钢铁重的一方才容易干这种事，谁重呢？，肉包铁的摩托车吗？。一方面他们声称事故的双方都是受害者，在他们眼里这种对等的受害性不过是因为双方都惹上了官司，而在我的眼里，一个打上石膏插上乱七八糟管子的人实难和一个毫发无伤的人对等，这是人性，没那么无耻下作，他们只想到官场的清誉，那会想到另一个人由此残疾一生，这是怎样伟大的对等精神呢？。
他们为什么不抛弃”临时工“呢，即便面对中央电视台也是侃侃而谈，大义凛然，这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同志有春天般的温暖，实因这涉及“路权”的解释权，摩托车不能上高速这是他们必须要捍卫到底的事，一旦认错了，赔款都是小事了，地方法规就无法存在了，增加工作难度，要多付出，不管是交警还是路政，这个利益集团是不愿看到的，于是他们声称的重庆地理情况特殊，摩托车不适合上高速，而贵州呢？，他们总是自圆其说而不是认真的考虑其他省份放开的管理经验，至于上法是什么，他们早就心知肚明，但是为了管理的方便，对不听从者，这次他们有意的采取杀人的办法，看你怕不怕。
这场官司会牵涉到许多东西，法令、法规出不了中南海也不是什么新鲜事，这场博弈也未必会赢，没有行车记录仪这很麻烦，举证困难，其他的威胁、利用、拉弄无所不用其及，几千年的官场这些都会玩的滴溜乱转，官场我们不熟悉，但舆情下大家都关注才会让有些人顾虑点，公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 写这个贴也表达下对刘轶峰摩友的慰问之情，受伤了还要被冤枉，只因另一方的话语权更大，于是躺在病床上还不得不打官司，处境太糟糕，有时也想，这和金庸先生笔下的«笑傲江湖»有什么区别，明门正派道义昂然，骑摩托车的就是魔教，国家给你的权益永远都是空中阁楼，可望不可及，因为解释权在官员手中，怎么解释都行，都能冠冕堂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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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5-12-15 02:26
发表于 2016-3-5 02:54
